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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的干部政策

2019-07-06 08:45

治国重在治官。贞观四年就是公元630年,距今1379年。在那遥远的历史时空,唐太宗是如何治理官吏的?他的干部政策有何独到之处?我研究了一点点材料,发现唐太宗的干部观,很有科学性,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。

同样是贞观二年,他对右仆射封德彝说:我让你给我推举贤能,你一直没有作为。天下的事如此烦重,你们要为我分忧。你们不举荐,我指靠谁啊?这个名叫封德彝的领导辩解说,不是我不努力,是没见到奇异的贤才啊。太宗批评说,古代圣明的君王都是选拔当时的人才,而不是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。难道非要等到出现傅说和吕尚(古代两个著名的贤臣)这样的人才,才能治理国家吗?哪个朝代没有贤才啊?怕的是你们遗漏不知道!太宗的话很不客气,弄得封德彝脸红脖子粗地退了下去。在此,唐太宗亮出了他的核心人才观———

治世在哪里呢?我在翻阅《贞观政要》时,看见说“是至四年,断死刑,天下二十九人,几致刑措”。意思是到了贞观四年,判决死刑的,全国只有29人,几乎没有人犯法,刑法都快要搁置不用了。这就是治世了。

贞观元年,太宗对房玄龄说:官员贵精不贵多。滥竽充数的官员,如同画地作饼,徒劳无益。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,编定官员的职数,裁汰官员。房玄龄们立即行动起来,将文武官员的编制定为640人(按此前为2000多人,裁掉三分之二)。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上说:“太宗省内、外官定制为730员”。“省内”是指中央部委,“外官”是指地方要员。虽然两个数据有差异,但官员数包括中央和地方应无异议。“730员”应当指主要领导,不包括吏。全国仅730名领导,玩转大唐,左右世界,简直太神奇了,但历史确实如此。我国的现状如何呢?据有心人测算,江苏省的厅局级干部就达3884人,是唐朝全国官员总数的五倍多!如果唐太宗重返人间,他一定摇头叹息。虽然矛盾叠出,他肯定不给中纪委扩编,不给最高法院扩编……这不符合他的科学干部观———“务省官员”。

贤才代代有,就怕你不知。

贞观三年,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:“比见吏部择人,惟取其言词刀笔,不悉其景行。数年之后,恶迹始彰,虽加刑戮,而百姓已受其弊。如何可获善人?”杜如晦回答说:“两汉取人,皆行著乡闾,州郡贡之,然后入用,故当时号为多士。”贞观六年,魏徵对太宗说:“若知其善,然后用之。设令此人不能济事,只是才力不及,不为大害。误用恶人,假令强干,为害极多。但乱世惟求其才,不顾其行。太平之时,必须才行俱兼,始可作用。”

怎样才能求得贤才呢?我们来看两个小故事。贞观二年,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:“公为仆射,当助朕忧劳,广开耳目,求访贤哲。比闻公等听受辞讼,日有数百。此则读符牒不暇,安能助朕求贤哉?”因敕尚书省,细碎务皆付左右丞,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,关于仆射。

通过务省官员和公职人员法治化,唐太宗成功地解决了官吏数量问题。那么,他又如何解决官员的质量问题?

良好的政策需要制度来落实。查《唐律疏议·职制》的“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”条规定:“诸官有员数,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,一人杖一百,三人加一等,十人徒二年;后人知而听者,减前人置等一等;规求者为徒坐,被征者勿论。”唐朝对于中央和地方,通过编制“职员令”的形式,实施官吏总量控制。官吏超编的,不惜动用刑法。多一人,杖一百;多十人,处徒刑二年。后任的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的,比照前任的罪行减一等查处。对于违规求官的人,处以徒刑。被迫违规做官的,不予处罚。可以看出,依良法行政是唐太宗的第二项干部政策。

仆射是尚书省长官。太宗说,你们是尚书省长官,应当为我求贤访哲。听说你们每天受理的案件数以百计,整天看材料,哪有时间助我求贤?从此以后,只有冤滞大案你们才管。太宗在此表达了他的科学领导观:领导不能陷于事务,而要访贤。

我找到两个比较靠谱的指标,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治世。一个是国民的平均寿命。处于治世的人民,应当身心愉悦,寿比南山。短命鬼层出不穷的时代,难谓治世。另一个指标是在押人口与国民人口比。靠铁拳和铁窗治理的社会,肯定不是治世。

以上这段,是唐太宗与长官们讨论官员的才与德问题。太宗说,我看你们人事部门近年来选择人才的时候,只考察口才和文才,不了解他的德行。数年之后,有些人恶行暴露出来。虽然我用刑法惩治他们,但老百姓已经遭殃。怎样才能起用善良的人呢?杜如晦的答案是,用人要考虑该人的口碑。魏徵的答案是“才行兼俱”。理由是,才能平平但为人善良的人,虽成不了大事,但也成不了大害;假如恶人很强干,则为害极多。综合他们的讨论,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干部政策的第四项内容———德主才辅。才行俱兼当然最好。实在不行,德主才辅。有无博士文凭,唐太宗估计不大看重。

贞观六年,太宗对魏徵说:“用得正人,为善者皆劝。误用恶人,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,无功者自退,罚法其罪,为恶者戒惧。故知赏罚不可轻行,用人弥须慎择”。此处可以窥见唐太宗干部政策第三个原则———“慎择”。用人之难在于识人。用了正人君子,则好人都得到劝勉;用了恶人,则行为不端的人都会钻营。报载,邯郸市十年换了七任市长,这类蠢事唐太宗绝对不干。

他曾交待房玄龄:“自此傥有乐工杂类,假使术逾侪辈者,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,必不可超授官爵,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,同坐而食,遣诸衣冠以为耻累。”这是说,从今往后,假如搞艺术或杂务工作的人,技艺超群,可以赏点钱帛,一定不许破格授予官爵,与朝廷上的贤臣们并肩而立,同坐吃饭,使士大夫感到耻辱。按照这一政策,电视台的主播一定当不了市长———免得贤臣良相们耻辱。处级和尚,部级校长之类的事,他也肯定不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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